近年来，源自美国的“学习型组织”管理学理论，跨越太平洋，在中国落地生根，并长出了新枝。而最早提出“学习型组织的中国化之路”、主持制定全球首个学习型组织量化考核标准的，便是北京明德经纶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王蠡。王蠡在广州接受了独家专访。
女儿用纸箱“砸”醒了我
广州日报：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细胞，也可以说是最小的学习型组织，那么，您对学习型家庭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王蠡：我很赞成虎妈的做法，这样的妈妈是最优秀的妈妈，与其给孩子留下一笔财富，还不如让孩子变成财富。现在家庭最大的问题，一是家长学习热情减退，二来缺少民主氛围，再则家庭成员无法达成一个共同的进取目标。父母要学会进入孩子的世界，很多时候孩子对事物的认知和见解远远超出父母的想象。我第一次认识到这点源于我跟女儿的一次“纸箱事件”。
一次，女儿问我纸箱可以用来做什么，我说可以做放衣服的箱子啦等等一大堆。没想到，女儿却老练地说，应该拿去卖呀，既可回收又能赚钱。这时我才意识到，女儿已经不满足于“过家家式”的动手游戏了，她居然有了经济思维的萌芽！我常出门在外，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也有疏忽，很歉疚。
女人也要活出自己的价值所在，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在什么样的场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反对女强人的说法，女强人缺失了女性真正的东西，她忘记了自己是妻子、母亲的角色。
她制定首个全球评价标准，被骂了一年多
学习型组织是个舶来品，不过，这个舶来品中也不乏中国元素。王蠡告诉记者，有着“学习型组织之父”美誉的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就曾向中国国学学者南怀瑾取经。
作为最早提出学习型组织中国化之路的专家，王蠡主持制定了首个全球学习型组织的量化评价标准，而这一标准，让她整整挨了一年多的骂。2005年7月王蠡制定的首个全球评价标准刚公布，网上便骂声一片，给她扣上了“狭义化”、“程序化”等帽子。在一次千人大会上，王蠡和其他三位国内著名的学习型组织专家受邀演讲，三位专家的当场炮轰，激发了王蠡自我防卫的本能，她鼓足了劲，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评价指标体系。没想到，绝地反击的效果出奇地好，台下掌声雷动。大会结束后，她被听众团团围住，而攻击她的专家们却被晾在了一旁，无人问津。王蠡感慨地说：“挨了一年多的骂，终于得到认可了。”
愿景变味的教训：老黄牛和千里马精神变异成吹牛拍马
学习型组织讲究共同愿景，然而，在本土化过程中，共同愿景却很容易产生变异。对此，王蠡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国内某大企业老总到日本考察，新日铁公司的人字雕塑所蕴涵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对他深有启发。于是，回国后，他便搞了个“文化再造工程”，将公司大门设计成竖起的大拇指造型，门口两侧分别放置牛和马的雕塑。这表示企业争做第一，发扬老黄牛和千里马的精神。然而，这一做法却并没有在企业中得到认同。王蠡“暗访”该企业员工时发现，对于新大门，中层员工说：大拇指表示“一把手说了算”，牛马喻指“要我们做牛做马”；而普通职工则说：大拇指表示“一把手说了算”，牛和马就是说“想往上爬就要吹牛拍马”。
对于曾经十分流行的“厂兴我荣，厂衰我耻”这句口号，王蠡表示，这是荣誉观，不是所有员工都能做到，现实中，如果员工物质上、精神上无法得到满足的话，那么它就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我比较赞赏这句话——厂兴我富，厂衰我穷。学习型组织中所要建立的共同愿景和它最大的区别是，共同愿景设计里面要包含员工的私利。”王蠡说。
而对于常见的座谈会，王蠡也有自己的看法，她坦言：“我最反对座谈会，这种场合下，人们的自我防卫心理较强，往往会言不由衷。要么就办成了一场牢骚会、表扬会，要么就是假大空。”王蠡认为，学习型组织中国化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在国外，它主要当作领导力的推进的一种工具和方法，但在中国却行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