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开始显现，并且成为世界性的共同难题，这就是数字鸿沟。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已经领先世界，在互联网教育方面，已经针对世界性难题开始探索，并将提供互联网教育的中国答案。
《在线学习》杂志 首席记者 刘增辉 北京报道
“当朋友们听说我要来中国的时候，他们都很激动。他们都想来中国看一看，都想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着什么。”
11月4日，在“互联网+教育时代的数字革命”EduTech国际论坛上，来自世界银行的教育信息化专家MichaelTrucano表示，希望能与中国同行有更多的接触、交流和沟通。
该论坛由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主办，与会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对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进行了解读，并就“数字革命如何推动教育公平、提高教育效率”以及中国如何利用数字红利提升教育创新水平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数字鸿沟
当互联网联通全球,当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的时候，互联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并且成为世界性的共同难题，这就是数字鸿沟。
《2016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指出，数字技术虽然能带来巨大收益潜力，但常常未能兑现;各国应进一步推广数字技术，消除横亘于教育领域的数字鸿沟，确保让更多人平等享受数字革命带来的教育红利。
Michael是世界银行全球教育项目主要负责人，曾在50多个中低收入国家担任教育技术顾问。他在非洲工作了20年，也去过东南亚、南美以及冰岛、爱尔兰等国家。他说：“现在全球都在谈论马太效应，教育科技领域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数字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多数人所享受，而是更多流向了全世界更富有、技术更发达、更有影响力的区域。那些占有优势的人们，他们可能更有钱，变得更聪明。不论中国、美国还是非洲，这都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都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认为，数字工具的应用应该使每一个人获得公平、平等的教育机会，而不是相反。互联网教育应该更多关注落后人群和阶层，技术应用不该让他们变得更加落后。“现在更需要很多非数字的技术，比如说技术教育，它可以更好地帮助改善数字生活，促进生活变革。”
余胜泉是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在他看来，数字鸿沟或者马太效应的提出，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让大家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之间使用技术的不平等性。作为政策制定者、社会管理者或者是公共服务者，要更关注对弱势群体的支持。
“但另一方面，是我们过于担忧了。”余胜泉说，飞机、火车、金融，任何现代社会的创新，最早都是被一批聪明人充分利用。我们不能因为技术带来马太效应就阻碍它，不要怀疑技术，同样的条件下，技术对弱势群体提高的程度比强势群体提高的程度要更高。
那么，应该如何防止极端的马太效应出现呢?余胜泉举例，假如淘宝摧毁了所有社区的零售业，形成了垄断，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应是把马云的平台拆掉，而是应该通过相关政策，对其商业行为加以限制，就像美国对微软、欧盟对谷歌有所限制一样。所以，要消除数字鸿沟，着力点应在社会政策制定上。
未来工场合伙人宁柏宇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10年，中国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010年之后是让所有人都摆脱贫困。“从教育角度讲，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加强顶层设计，以弥合数字鸿沟，这样才能自上而下对落后区域的教育产生本质影响。”
互联网教育的主阵地在校园
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必要花大力气发展互联网教育，也就谈不到数字革命。那么，创新的方向在哪里呢?
海淀置业集团副总经理、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董事刘洋在致辞中说，过去的两年，业界有很多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基本结论：不管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教育”，其核心还是教育。“我们不但要用互联网教育解决传统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也要探讨如何利用大数据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徐健谈到教育的本质：“新东方人才培养的12字方针是终身学习、全球视野、独立人格。科技在未来一定会深度影响教育，甚至会颠覆教育。”
余胜泉认为，互联网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既实现每个人都有的公平，又实现跟每个人能力相匹配的质量;既可以实现大规模的覆盖，又可以实现个性化的成长，解决公平和质量、规模化和个性化这一对难以调和的教育矛盾。
他说，“互联网+”不仅仅是用来对现有业务、现有形态和现有结构的优化和改进，更重要的是创造出新的业务形态、新的业务范式、新的产品。“互联网+教育”是教育的转基因工程，它要改变的是学校的教育运作体系、运作的结构、运作的流程、运作的法则、管理的规则。
所以，互联网教育的主阵地在校园。真正的互联网教育应该致力于把传统学校的围墙推倒，融入到传统学校的业务流程当中去，创造出新的业务方式，提高效率，让学生们学习的时间更短，有更多的时间去踢足球，去公园里走一走，去名胜古迹看一看，而不是延长学习时间，使学习变得更加紧张。
他对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众多网校提出批评：“他们是在用信息技术强化传统的讲、测、考、练，已经做到极致的地方还要做到更极致，引发更多的应试需求。这不是释放数字红利，某种意义上是在为教育体系注入毒素。”
“通州实验”讲述中国故事
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已经领先世界，在互联网教育方面，已经针对世界性难题开始探索，并将提供互联网教育的中国答案。
北京市已对城市进行了“四个中心”的重新定位，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传播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强调要打造高精尖的产业结构。为响应这个定位，北京市在学科建设、学科创新上推出了大举措，组建了20个高精尖创新中心，其中之一是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建设的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该中心要建设一个智能教育的公共服务平台，汇聚学生全学习过程的大数据，组建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供给的统一战线，创新移动互联时代的教育公共服务新模式。
一项实验正在展开，这就是“‘互联网+’助力通州区教育全面深化综合改革项目”。其目的是通过科学的测评工具，诊断学生学科素养与学科能力表现，了解学生学科优势与学习问题，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多项个性化服务，帮助教师开展精准教学，提升教学质量。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推进深化教育改革，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路和措施，要促使学校从模板化培养转变成个性化培养，教育者要尊重每一个学生，呵护每一个学生，善待每一个学生。余胜泉认为，如果离开了信息技术，离开了互联网，这些是无法实现的。
解决的办法是建设基于大数据支撑下的在线测评和在线数据分析的平台。教育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量的庞大，更重要的是强调全过程、非抽样、全样本、全过程的数据。它来源于过程性、及时性现象的记录，可以分析微观个体学生的特征，发现共性背后的个性。
余胜泉希望，可以通过数据精确了解学生在每一个学期，每一个知识点上，每一个学科上的能力水平，并根据他的能力水平，实现个性化的教育。此外，可以帮助学校实行精细化管理，也使家长更了解自己的孩子。通过数据分析叠加，可形成区域性的教育质量地图，使教育决策者可以监控整体运行情况，做出智能化决策。未来可以此为依据，形成一整套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措施，从而建立起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组建了9个学科团队的教授，对该项目给予大力支持。目前，项目进展顺利，已经完成项目培训、通州区31所学校测试等工作。
为什么要把该项目放在通州?对此疑问，余胜泉表示，这既是国家战略，也是北京市弥合数字鸿沟的举措。北京市有太多的优质资源集中在东城、西城和海淀，需要建设北京副中心。教育当然要跟上调整的步伐，把优质资源向相对较弱地区迁移。所以，北京市率先在通州展开了试点。
“互联网技术没有出现之前，发展中国家都是跟随者和追随者。当我们面对技术变革、面对新业态的时候，大家都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我相信，借助技术的力量，中国互联网教育可以实现弯道超车。”余胜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