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正在成为我国新经济的发动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人类已经从IT时代步入DT时代(DataTechnology)，信息技术在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大数据应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北京中关村作为我国新兴产业策源地，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正在成为我国新经济的发动机。主要有四个标志：
一是引领新技术发展潮流。中关村拥有高度密集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300多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纳米材料、机器学习、智能硬件、4G标准等方面，很多技术创新与全球同步甚至领先。比如，微软加速器成立3年，孵化了全国首家由移动APP操控智能无人机公司亿航、全球首家人工智能客服提供商智齿科技等106家前沿技术公司，企业总估值达234亿元。2014年中关村及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3136亿元，占全国36.6%，其中一半以上技术辐射京外地区。新技术创造新需求、增加新价值、拉动新就业，驱动经济向中高端迈进。
二是引领新模式发展潮流。分享经济快速增长。在众创方面，涌现出以创新工场等37家创新型孵化器为代表的众创空间，呈现出创业社区兴起、大企业内部创业、产业链让位于创业生态圈等六大新趋势。今年1—8月，新创办科技型企业1.6万家、增长33%。在众包方面，涌现出以百度、小米、京东等为代表的“知识众包”“研发众包”“O2O众包”等众包模式，京东众包平台征集兼职配送人员，日配送量突破50万单，配送员达10万人。在众扶方面，初步形成市场、社会、政府促进创新“联合治理”格局，建设了中关村创业大街、南北生物材料监管平台等一批专业服务平台。在众筹方面，建设全球股权众筹中心，涌现32家股权众筹平台和全国首家股权众筹行业组织，其中天使汇平台的成交额已达10.6亿元，催生了滴滴、快的等一批高成长公司。
三是引领新金融发展潮流。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涌现出拉卡拉、融360、人人贷等一批互联网金融领军企业。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高度活跃，全国80%的天使投资人活跃在中关村，今年上半年披露创业投资金额317亿元，约占全国40%。1—8月，新增上市公司24家，上市公司总数达到278家，上市公司市值逾3万亿元。新金融为新经济提供了强大资本驱动力。
四是引领新业态发展潮流。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实施十大“互联网+”产业创新工程。互联网和大数据促进各行业特别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奇虎360免费安全、去哪儿网在线旅游、乐视互联网电视等，深刻改变着所在行业；前沿技术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催生新业态，智能家居、智慧医疗、互联网教育等不断发展壮大；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呈现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特征，占据“微笑曲线”两端。今年1—8月，战略性新兴产业总收入15923.8亿元，占中关村示范区总收入的74.5%。
我们深刻认识到，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政府既不能“赤膊上阵”，更不能无所作为，关键是要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一粒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需要适宜的生态系统，包括阳光、空气、土壤和水。发展新经济同样需要良好的生态系统，包括行业领军企业、高校院所、高端人才、天使投资和创业金融、创新创业服务业、创新文化六大要素，以及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政策环境三大环境。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是中关村的一条基本经验。
发展新经济仍然面临不少堵点和痛点，亟需深化全面创新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中关村发展新经济先行一步，最早触及创新创业的痛点和体制机制的堵点。努力消除这些痛点和堵点，需要坚持生态系统思维，进一步厘清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着力深化创新改革，释放新经济发展活力。重点是三个方面：
一是在开放创新方面，发展新经济迫切需要跻身全球创新网络，实现信息、技术、资本、人才跨境流动。近年来，中关村虽然实施了企业境外并购外汇管理等一系列改革试点，但对外开放力度还不够大，还不能很好地整合利用全球高端创新资源。比如，中关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枢纽，对外籍高层次创新人才需求迫切。但我国对外国人申请“绿卡”门槛过高，职业分类滞后于时代发展，审批程序复杂，不利于引进外籍高层次创新人才。自2004年“绿卡”办法实施以来，北京市仅有1800余外籍人士获得“绿卡”，其中1000人为侨民转“绿卡”、800人为新审批。
建议在构建开放创新机制上狠下功夫。以中关村为试点，制定符合创新创业需求的外籍高层次创新人才“绿卡”申请资格，引入市场化人才认定机制，下放审核审批权限，缩短审核审批时限。开展取消外商投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试点，支持境外科技、教育、经济等领域非政府组织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同时注重对内开放，统筹推进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支持三地先行先试政策交叉覆盖，加快构建开放的区域统一市场，以协同创新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
二是在成果转化方面，新经济呼唤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近年来，中关村率先实施国务院“1+6”政策、北京市“京校十条”“京科九条”，促进了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但科技成果转化仍然存在制度性障碍。比如，高校、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对外投资所形成的股权，目前按照一般国有资产进行管理，有关人员须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制约着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建议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创新上狠下功夫。以修订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契机，开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分类管理考核试点，对科技成果转化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取消保值增值考核目标要求，制定高校、院所技术入股形成的国有股转持豁免政策。在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应用类科技成果（2年内未能转化的）强制公开交易试点。
三是在行业监管方面，新经济需要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互联网+”如果遇到传统的观念、旧的体制机制或固有的利益格局，加上其中任何一项都无法发展。面对新兴产业迅猛发展，政府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转变尚难以适应。比如，中关村有不少具备远程医疗服务技术能力的企业，但是国家还缺少远程病理诊断运营服务相关准入标准；在众包模式下，涌现大量个人、个体创业者和小微团队接包行为，但其经营行为在工商注册、质量管理、知识产权、报统缴税等环节，均难以适用现有法规和标准。
建议在优化新兴产业发展政策环境上狠下功夫。国家应高度重视产业政策创新。积极开展“四众”、智能制造、互联网金融、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电子商务与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新模式监管试点，将前置审批为主转变为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主，放宽产业准入，引导行业自律。开展药品、医疗器械等创新产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试点，优化流程，缩短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