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末，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中国科协等六部委主办的2016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在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落下帷幕。上海多家高校选送的创业团队均斩获多项大奖。
近年来，高校创业教育进一步深化推进，各类创业大赛吸引了很多大学生参与，也引发了不少舆论关注。但是，对于创业教育，社会上依旧存在不少误读和不解。
在不可能“人人当老板”的现实条件下，创业教育的价值是什么？高校的创业班又有哪些苦与乐？记者专访了两位高校创业教育专家。
目标并非培养公司老板
上观新闻：说到创业教育，很多人可能下意识觉得就是要鼓励、培养学生去当老板。而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人人当老板”，那么创业教育的价值是什么呢？
吴满琳（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创业班负责人）：“鼓励创业就是鼓励学生当老板”可能是社会上目前对创业教育最大的误读，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实际上，创业教育培养的是学生的创新、创造精神，是一种面对21世纪不确定的环境而沉着应对挑战的勇气，是一份在今后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学生应该能够意识到，这是一种贯穿一生的教育，是除传统的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之外，人生的“第三本护照”。
创业班定位要清晰，目标绝不是把学生培养成未来的公司老板，而是培养成为未来的创业者。不管他将来是就业、深造还是创业，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和条件的成熟度，而不是我们让他“被创业”。
其实，在选拔苗子的过程中，就要注重学生这方面的成熟度。面向全校选拔的第一轮，我们设置了以团队为单位的10公里徒步，就是在模拟创业这个艰苦的过程。那些独自走在前面、脱离团队的人，都会被淘汰，只有从始至终坚持下来、保持团队完整性并相互鼓劲的人，才会进入下一轮。这是因为我们要的人，不是一马当先的“学霸”，而是那些有团队合作精神、有自控能力和意志力的人。
朱健（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创业学院院长）：现实中确实不可能“人人当老板”，但整个社会不能出现“人人都不想当老板”的局面，那样的话，社会就会缺乏活力。
目前，我国大学生创业比例不到2%，在“十三五”期间还是有希望能提升到5%左右。这些人里面不仅包括“老板”，同样也包括那些选择到创业企业就业的人。届时，这一批庞大的大学生创业群体有望为整个社会提供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岗位，可谓意义非凡。
上观新闻：所以说，创业教育并不是手把手地传授知识，而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应对练习，这与很多传统的教育理念有所不同。
朱健：是的。我们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培养的往往是学生的确定性思维，注重与既定标准的高度吻合，题海战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现实世界是瞬息万变的。这种时候，就需要创业教育着力培养不确定性思维，让学生能够在竞争中敏锐地把握市场未来的动向、敢于改变和引领行业的发展。
吴满琳：我认为，这种创业精神、创新思维的培养甚至应该前移到中学阶段，国外就有这样的做法。现实中，有不少大学生、研究生虽然年龄已经成年，但心智上还像未成熟的小孩，很多重大决策都依赖家长和亲朋好友，缺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这种情况下，把创业教育引入中学阶段，可能会让大学校园中少一些成年“巨婴”。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我们创业班的同学虽然不再学习原专业，但是依旧住在原来的宿舍。不少同学跟我反映：回过头看看过去的自己，看看现在依旧在寝室打游戏、看美剧的室友们还真觉得有些“幼稚”。在大量接触社会、自己策划活动、到企业跟着老板们实训之后，创业班的同学感触都很深，发现“原来社会上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成长得很快。
对“冰火”两重天说不
上观新闻：大学生创业一直是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但这两年似乎更加“火”了，背后是不是有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
朱健：认为“更加火了”，根本原因有两个：第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作为国家战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形成社会有利的大环境；第二，全球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投资体系愈加健全，为青年人创业培育了良好的土壤。
在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中，国家意志、资本体系、学校作为、舆论引导这四个方面都已经具备相关条件，但在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方面，还存在着提升空间，也存在一个较长的改善周期。
我们的家长现在还不会说“孩子你去闯，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也是人生宝贵的经历”，社会上也有声音在“质疑”大学毕业生创业，其实这些看法和态度，有些低估90后了。创业并不是临近毕业时的临时起意和心血来潮，很多人毕业时创业，实际上大学四年间已经为创业做了许多准备。
上观新闻：社会和家庭对大学生创业不够认可，对此是否能够有些机制保障，给他们织一张“安全网”呢？
吴满琳：若有一张“安全网”，不单是要保护青年创业者，同样也要给我们负责创业教育的老师们一些保护。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创业教育在外面看来很“火”，在校内却有些“遇冷”，并非是大家不认可这个理念，而恰恰是因为缺乏相关机制的保障。
很多家长出于保护孩子的心理，想让他走平坦一点的路也很正常，甚至别的学院也会规劝学生“那里的路不好走”。在我们创业班的招生过程中，确实碰到过家长不同意的情况，但如果学生本人的意愿非常坚定、思想准备比较充分，家长最后还是理解的。
但是我们也在思考，如果能够给创业的大学生在创业初期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给他们免去部分后顾之忧，那么是不是对学生和他的家庭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我们对标国外的大学毕业生创业率的时候，会感觉到差距，其实背后还有整个创业生态差异的因素。保障的完善程度和政策的倾斜程度都会对创业率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向教育部呼吁改进考核指标体系，为创业教育的老师做出更贴近现实情况的业绩认定。创业教育若只有课堂授课那就是“纸上谈兵”，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实践环节中。对老师而言，尽心尽责就意味着投入很多时间在学生课余的嘉宾讲座、创业工作坊上，而老师的这些投入目前都是没有机制保障的，他们难免也会心生困惑。
创业不分高低，需与高校定位匹配
上观新闻：不同类型的创业项目服务的人群不同，带来的社会影响也不同，有人可能认为创业也存在着孰高孰低的排序。对此，您怎么看？
朱健：多元的社会需要各个层次的创业项目，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区分。观察下来，当前中国大学生创业主要呈现三种形态：
第一是科技型创业。这类创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行业业态、甚至改变了世界，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
第二是技能型创业。往往是基于个体和团队的专业技能，通常服务于某个区域或群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
第三是生存型创业。特点是技术含量和门槛都比较低，一般需要个体有吃苦耐劳精神。
这实际上对高校创业教育工作者是一种提醒，那就是我们要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合理引导毕业生选择不同类型的创业。研究型大学毕业生更多应选择科技型创业。受过国内顶尖高等教育的学生如果还选择生存型创业，那就变相挤压了高职院校、农民工创业的空间。重点研究型高校应引导和鼓励学生进行颠覆性技术创业，这是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
上观新闻：由于接触到的环境、人群的局限，很多大学生最初的创业想法都是源于平时的校园生活、家庭生活。而科技型创业的门槛相对较高，并不是学生“拍脑袋”就能蹦出来的，高校在这方面是否有一些举措帮学生“牵线搭桥”？
吴满琳：这个问题我们也在着急，外面现在有那么多的科技园、创客空间，可是大家把高校科研这支重要的队伍给忽视了。一方面，老师的科研止步于一篇论文，常常交差了事、束之高阁；另一方面，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打着灯笼”找项目，寻而不得。大量的科研成果发源于高校，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没有人为这些成果“保驾护航”输送到社会上，将其转化成有社会价值、市场价值的商品。这实质上是种严重浪费。
所以，学校最近就计划将科技创新中心与科研成果转化中心合并起来，让我们的科研教师和创业的学生有一个对接。换句话说，就是让那些愿意尝试项目落地的老师和创业的学生“组队”，大家根据各自所擅长的分工合作，各取所需。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在专业上实现技术突破，也没必要把老师从专家逼成经营者，所以我们期待能形成这样一种生态。
不要急，让他们去折腾
上观新闻：我们现在如何衡量创业教育的好与坏？当前的评价体系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朱健：不要试图去衡量创业教育的好与坏，这其实是一种功利化的导向。更不要用“二分法”，即非黑即白的思维来衡量创业教育的成效。人才培养实际上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一般在15到20年之后才会凸现其成效。相比之下，创业教育在8到10年之后就会有初步成效体现，对创业教育工作者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鼓励了。
吴满琳：确实是这样。如果单从毕业生创业率看，我们创业班目前达到了80%，的确远高于国内的一般水平。但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这个班的学生本就是从全校选拔出来的怀有创业梦想的苗子，我们做的就是让他们在合适的土壤中孕育生长。
比起紧盯创业率，我更期待一种共识，那就是给学生们“折腾”的时间和空间。说到底，创业就是一件“折腾人”的事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些做创业教育的老师也是在创业，也需要企业家精神。当大家都认定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心中有使命感之后，就可以有的放矢去尝试各种方式。
至少，我们现在做到第三期创业班的切身感受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会“反哺”的。第三期创业班开宣讲会之前,我就在群里面提了一句,结果有8个毕业的同学自发地回到学校,在宣讲会上“现身说法”，谈创业班给他们带来的改变。前期创业班的同学们也很乐于在师弟师妹们的训练营中做志愿者，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创业教育的成果不止是为社会输送了多少盈利的企业。育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财富。
